一批环保新规2月落地 环境治理再获政策青睐

为了消除市场的观望与怀疑，确保中国房市的健康发展，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是，认真反思中国十几年房市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向社会明确，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坚持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健康发展方向。

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强项。当然，我知道他们有的是为了逃避《公司法》、《证券法》里面对上市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三年盈利等等。

这部电影有句台词最著名，贪婪是好的。这次金融危机为国进民退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美国人把这个看成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以后的最后的依赖。民企为就业做出贡献新京报：有人说，现在央企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明年的通胀会比今年厉害些如果明年有一次长假旅行的机会，我想留在书房里好好做些研究。

股市不只是融资平台新京报：你对我们目前的股票市场如何看？陈志武：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不只是一个融资的平台。新京报：你认为亚洲会不会出现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陈志武：坦率讲，亚洲普遍的都还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比美国和英国要更重一些。黄亚生等学者也认为对比某些外资、国企占主角的一线城市，更看好民间资本活跃的江浙等地的发展。

假如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周围随便拍一些过往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面部表情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因为如果最终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话，也就是真正的无产主义者。逐一比较的话，可以看出来过去三十多年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以前的表情可能是麻木的，这往往反映人们当时没有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现在可能更多的能够看出人们逐渐能够体会到我是我自己。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产权改革 。

最终，民营经济还是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我们常常讨论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一定范围之内，是为了吃住行乐等等，但是，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关键就是对自己的感受了，也就是一种幸福感。

国进民退是制度安排下必然《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改革往往也被认为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三股力量的博弈历史，你一向是支持民营资本的发展。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也有相关研究，指出在相同经济原则下，各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可能更为合适。得益于现代交通运输工具、通讯手段的提升，中国人工作生活交易的范围得以扩大，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由此使得人们行为规范的变迁不可避免。

有人认为你在全盘用西方思维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持续的中外之争息息相关。所有有关法治、社会秩序、人民生活、中国人关于自己感受方面的变迁等等都需要在这个观念上做很多的改革与提升。不过，当时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不具备这些知识，所以没有提出这些设想。什么因素在驱动经济的增长？我认为这方面没有任何人种的不同、肤色和文化的差异。

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些根本的、核心的基础理念没有说清楚，比如，中国究竟是要转型到一个真正的私有经济，还是像现在官方说的永远保持国有经济为主的体系？这些问题在现在还没有答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陈志武：举一个例子，我做了八年的基金管理，原来我总以为市场波动那么大，不确定性那么多，未来没办法把握，总想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够没那么担忧。

但是做了八年，我发现每天总有各种原因让我觉得没有很平稳的时期，最后，我终于完全放弃了这个愿望，因为我明白不可能等到这一天。《中国经营报》：三十年来的改革也可以分为不同阶段，黄亚生等人就特别认可二十世纪80年代，他认为所谓乡镇企业其实都是私营企业，90年代后其实是有了一些反复。

最近十几年来，明显看得出来一批批国有垄断企业在背后推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把属于老百姓、民营企业、个人的一些财产都逐渐变为国有。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就我而言，我会特别在意人的自由，所以我下面会去谈谈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以前都是在讲如何救中国，但那些东西太虚无缥缈，害了很多人，而每一个人的解脱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一个无产主义者并不真正能够伸张权利、法律或者其他——除非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或者根本不可能感觉到尊严、自信。《中国经营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大部分人都会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你一直反对中国经济特殊论，那怎么看中国模式？陈志武：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面来讲，从不同国家的发展来看确实存在不同，但表象和逻辑并不一样。我比较喜欢拿五四运动时期几派人的争论来作为一个参考，当时左派右派对于实现自由的目标而提出很多需要设立的制度，但是我觉得需要补充经济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市场等几方面内容。

结果导致私营企业即使本来能力再好也不太能够抵挡住国企的优势或者压力，它们在方方面面都必须要做得更好才可能达到与国企竞争的程度最终，民营经济还是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

《中国经营报》：这是否意味着国进民退是改革初期由于制度模糊而注定产生的必然结果？陈志武：国进民退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可谓这样制度安排下的必然，只是在金融危机、就业危机等危机开始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讨论让民营经济比重高一些。得益于现代交通运输工具、通讯手段的提升，中国人工作生活交易的范围得以扩大，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因为如果最终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话，也就是真正的无产主义者。《中国经营报》：谈到个体自由，《共产党宣言》也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比黄亚生研究民营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份额变迁情况，我认为对于中国改革有个比较定性的指标——也就是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大不大呢？过去中国在一百年中经历了那么深沉、广泛的苦难与代价，不要以为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就可以风平浪静，三十年很短暂，要更长远地看，不能够根据过去三十年的经历就下结论说不需要权力制约、不需要民主，中国也能发展得好，这很短视。产权制度是元制度《中国经营报》：当前各界对于改革的思考也很多，你认为当前改革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陈志武：我认为当前最关键的还是产权改革。在过去，世世代代都为左邻右舍、都在一个村庄里面连续生活下去的那种静态的社会结构，在今天因为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全球化了后，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逐一比较的话，可以看出来过去三十多年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以前的表情可能是麻木的，这往往反映人们当时没有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现在可能更多的能够看出人们逐渐能够体会到我是我自己。《中国经营报》：大家现在都讨论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等提法，但也许从上海走到杭州，在相同繁荣表象下发展模式很可能大不一样。

最近十几年来，明显看得出来一批批国有垄断企业在背后推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把属于老百姓、民营企业、个人的一些财产都逐渐变为国有。黄亚生等学者也认为对比某些外资、国企占主角的一线城市，更看好民间资本活跃的江浙等地的发展。

什么因素在驱动经济的增长？我认为这方面没有任何人种的不同、肤色和文化的差异。你自己怎么看这种议论？陈志武：我不认为我是西化的人，也不是很中化的人，但是我是中国人，可能更中性一点。

由此使得人们行为规范的变迁不可避免。结果导致私营企业即使本来能力再好也不太能够抵挡住国企的优势或者压力，它们在方方面面都必须要做得更好才可能达到与国企竞争的程度。我觉得改革肯定是民营资本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或过程，单从绝对的水平来考察，无论整个GDP或者从各个行业中来看，那肯定还是国有经济唱主角。《中国经营报》：三十年来的改革也可以分为不同阶段，黄亚生等人就特别认可二十世纪80年代，他认为所谓乡镇企业其实都是私营企业，90年代后其实是有了一些反复。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产权改革 。但今天看起来，如果缺乏这几方面内容的话，最后要实现自由这一愿望，只能是一个建不起来的空中楼阁，必须要有产权制度和金融市场等工具的匹配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经营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大部分人都会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认为你在全盘用西方思维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持续的中外之争息息相关。

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也有相关研究，指出在相同经济原则下，各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可能更为合适。所有有关法治、社会秩序、人民生活、中国人关于自己感受方面的变迁等等都需要在这个观念上做很多的改革与提升。